梦见逃课(梦见逃课又回来了)
穿着制服,操作着习惯了乡音的警察,45岁的王兵(化名)突然觉得“不用被噩梦缠身”,心情很轻松。
王兵个子不高,瘦瘦的,皮肤有点黑,和人说话的时候,他的眼睛直视对方,有时低头陷入忏悔,有时露出尴尬的笑容。
过去28年,王兵一直活在恐惧和忧虑中。 他辗转多个省市,不敢和别人深入交往,害怕别人了解自己。 他频繁跳槽,改姓经商,直到中年才结婚生子。 他不敢踏足自己的家乡。 他说多年来,一天也没睡过。
17岁的时候,他杀了人。
2018年3月21日,改姓、结婚生子、潜逃28年的王兵终于被上海青浦警方逮捕。 在看守所,记者和他谈了话。
留下了“终于复仇了”的笔记
1990年6月14日上午,原青浦县青浦镇盈中新村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,被害人卓先生及其仅3个月大的孩子被杀害。
当从事监狱工作才一年的董毅到达现场时,小区楼下已经挤满了人。 上了五楼,在新装修不久的两居室房子里,一位年轻女子仰面倒在厕所里,身上没有伤痕。 一进卧室,衣柜的门就开着,里面蜷着一个刚三个月大的婴儿。 母女俩都喘不过气来了。
现在,墙皮斑驳的地方所在的小区,当时是新建公寓。 “这个家庭的条件非常好。 那时,家里已经有彩色电视机了。 ”在警方几年后的回访中,盈中新村的老街坊依然印象深刻。
整个城市都被这起残忍的谋杀案搅动着。 凶犯掐死母女的说法在社会上传开。 人们推测犯人的动机,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
紧张的气氛也蔓延到公安内部。 董毅还记得,为了这件事,青浦当时几乎全部出动了300多名警力。 那几天,刑队办公室通宵亮着灯,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,董毅和专案组的同事们在烟雾中研究线索,导出了案情。
“三个月大的宝宝也不放过。 我们一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“仇杀”。 犯人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。 ”警察引导调查向“仇杀”方向的,是现场留下的笔记,上面写着终于复仇的5个字。 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,但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
在凶案现场,董毅和专案组同事提取了嫌疑人留下的生物痕迹信息。 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,事发现场的痕迹和物证都是人工分析、比对的。
事发第三天,警方通过一次社会走访调查和技术比对,锁定嫌疑人——案发地点附近职业高中高一学生王兵。 但是,当警察来家里逮捕时,这个17岁的男孩已经失踪了。
他把婴儿放进橱柜里
事发当天早上,王兵和另两名同学又旷课,三人在青浦町的乒乓球室打乒乓球。 碰巧学校的教长路过台球室,只抓住两个学生,王兵借机逃跑,说:“我比他们机灵。”
“我不想回学校。 我想再玩一会儿。 ”王兵告诉记者,他想起当时自己在前几天在同学哥哥家玩连接电视的纸牌游戏机,说“不中毒,还想玩”。 于是他向同学哥哥家所在的小区走去。
一上五楼,门就空空如也。 “我往里看了看,但是没有人。 ”一进门就有餐厅,客厅相连。 王兵记得游戏机在电视下面的抽屉里。
卧室的门关着,王兵觉得家里没有人。 “那时,突然想到了。 我想把游戏机据为己有。 ”这个想法挥之不去,他打开电视抽屉,看着那台游戏机。
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,伴随着女主人的声音吓了一跳。 “听到她喊‘捉贼捉贼’,我马上慌了。 ”
“我希望她不要尖叫。 ”王兵说,“我怕别人告诉我自己偷了东西”,他想捂着女主人的嘴。 女主人溜了出来,去厨房拿菜刀自卫,两人搏斗,王兵左手手臂受伤。 赶紧,他用手绕过女主人的脖子紧紧地勒住,几分钟后,女主人倒在了地上。
“我也瘫在地板上了。 我不知道她是受伤了,还是怎么了。 ”为了逃避责任,他喜欢看武侠王兵脑子里突然出现的趣事,他找了一张纸写了“终于复仇了”五个字。
他正要离开的时候,卧室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 怕哭声把邻居引来,王兵进了卧室,望了一圈,打开衣柜门,把宝宝放进衣柜,关上了衣柜门。
陷入回忆时,王兵低下了头,还觉得“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”。 之后,王兵把菜刀放进包里,用自己的衣服擦掉地上的血迹,逃离了现场。 在路上,他意识到没有人注意他。 “我想先找个地方包扎伤口,把刀扔到了路上的小沟里。 ”
当晚,左手手臂缠着白色纱布的王兵回家了。 面对父母的提问,王兵说出了心中已经盘算好的借口。 “我两天前欺负弟弟的小鬼吵架了,把皮弄破了一点。 ”
第二天,王兵像往常一样回学校上课。 几年后,据当时教他的老师回忆,王兵很淡定,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。 镇上发生了凶案的消息迅速传开,同学们也在讨论。 王兵不在后,他的同学想起异常:“平时他很活泼,一定会参加谈话,但那天他很安静,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。”
“第二天去学校听了同学的话,才知道两个人都死了。 我真的杀了人。 ”28年后,王兵再次想起了那一瞬间,“我想完全结束了。 ”他走出教室,坐公共汽车直奔车站,“坐上了去长沙的火车。 我想向南逃跑。 越远越好。 ”。
自认“偷窃”是小事
那天,王兵觉得自己做了最坏的事,不仅旷课、打架,还在初中说:“偷了邻居家的一些钱,被带到派出所教育。 回来后,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。 ”
现在想想,王兵小时候觉得自己对“偷窃”这一恶习的认识“有失偏颇”,“应该是小事”。 读书就行了
就可以了,没有正视这个陋习。”在初三之前,王兵算得上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。小学每次考试都在班级前三,初一初二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,“妈妈对我和弟弟的学习抱着很大期望,要求也严格”。
转折发生在初三那年。他迷上了看小说,看录像带,打桌球。在当时,这些都是“坏学生”做的事情,王兵的成绩随着一落千丈,中考分数只够上职高,“当时有点失落,家人也很失望。”
进入职中,王兵很快结识了几个“好兄弟”。据当年的同学回忆,身材瘦瘦小小的王兵打起架来却“很凶相”,“他一个人打两个也不一定会输。”
“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氛围都很好,是我自己没走正道。他们养育了我17年,我给他们的却是一辈子的阴霾。”回头看,王兵说人生都是被他自己毁的。
开饭店年入百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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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离上海后,王兵先后辗转躲藏湖南、广州、浙江、安徽等地。
“我有很强的求生欲。”王兵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,无论是案发后搪塞父母的谎言,还是逃亡路上曾经几度冒出的自杀念头,他都“挺过来了”。
王兵将逃亡的28年分为两部分,前半部分是“流浪”,后半部分是办了假身份证后的“生活”。
流浪在广州,王兵一度靠乞讨为生。有一次,走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天桥上,他动过跳下去自杀的念头。但王兵最终说服了自己,“也许抱着一丝侥幸,想着就算有一天被抓了,我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”
捡废品、打工,流浪路上,王兵感到了身心双重的煎熬。比起身体的痛苦,每到夜晚一闭眼,那天的情景就是一个永远躲不过的噩梦,耳边响着女主人歇斯底里的“抓小偷”声。
比起黑夜,他更怕白天。“白天让我无处可藏。”他说,怕与人交流,怕秘密被人看穿,“要不停伪装,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。”
1998年,王兵跟着认识的工友到西部某省做餐饮学徒。在那里,王兵用“徐涛”的名字办了一张身份证。有了这张身份证,王兵有了更强的求生欲望,“我催眠自己就叫徐涛,想跟过去一刀两断。”
他开始过起了“生活”,但生活始终伴随着噩梦和阴影。10多年里,王兵在心里说服自己“洗心革面”,为新生活打拼着。2007年,王兵来到安徽宁国,在那里跟他人合开了一家饭店,生意最好时,每年能赚上百万元。
女儿出生让他想起被他杀害的婴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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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饭店里,王兵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婆。对于结婚这件事,他一度心理很矛盾。一方面渴望拥有亲情,一方面也担心幸福随时会化为泡影。“想用亲情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。”最后,他还是选择了结婚,他骗老婆和岳父母,父母已经过世了,他们没有细究。”
婚后,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。“大女儿出生后,我第一眼看到她时,脑子出现那个可怜婴儿,以前的画面全出来了。她越长大我越怕,我的事要是曝出来,她的一生就毁了。” 他对孩子的期待,只有让他们成为好人。“我很害怕他们学坏,害怕他们像我一样走上歪路。我不在乎他们的成绩,只要做个好人就行。”
在别人看来,王兵过着“有车有房有儿有女”的体面生活。但在别人看不到的时空里,王兵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“我老婆和岳父母都知道,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。睡不着,也不敢睡。”每到夜晚,王兵的噩梦总是如影随行:“不管跑到哪里,画面总会出现在脑海里。要么梦见被害人的画面,要么梦见公安来抓我了。”
被捕前一周,宁国警方通知王兵配合调查取证,提取了生物信息,那时他既害怕又心存侥幸。“害怕失去眼前的幸福,又想着也许公安找错人了。”
归案后,他心里踏实了。
2018年3月21日,王兵开车准备外出时被几名警察包围擒获。听到一名警察用上海话说“铐起来”,他心里突然有种轻松的感觉:“所有的结果,都是我该承担的。”
落网之前,王兵也动过继续逃亡的念头。“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?就算逃得再远,也逃不出自己的心。”
“被抓后,心里踏实了。起码我可以用回父母给我起的名字,也不用在别人面前演戏和说谎了。”进看守所后,王兵全盘交代了当年杀害一对无辜母女的经过。随后,在看守所里,他体会到了28年来第一次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。
这段时间,王兵时常会复盘自己人生走过的45年岁月。他最怀念的,是在家里的时候,跟爸爸、妈妈还有弟弟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。“快30年了,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终于回来了。如果有机会,我想跟父母下跪道歉,这么多年,他们替我承受了太多。”
最愧疚的是被害人和家属,在逃亡的28年里,王兵曾想过回来自首甚至到被害人“以死谢罪”。“如果可以用我的命换回那两条生命,我愿意。但我没脸见他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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